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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笑着说，“航天是我的兴趣，一辈子也不会累。” 从少年时梦想修大桥，到前往苏联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从回国之初研制导弹，到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孙家栋的人生屡次经历转折。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心从未改变。 2019年9月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孙家栋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图源：中国科协 年少的孙家栋从辽宁省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时，18岁的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其实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学生、将来修大桥。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1951年，他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修大桥的愿望，便只能永远留在年少的梦中。 在孙家栋毕业之前，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载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2枚P-2近程导弹。当时孙家栋既不知道这2枚导弹的事情，更想不到自己会与它们结下一段缘分。 1958年，载誉归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2年后成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从最初仿苏P-2导弹，到开展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其中。“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工作，我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孙家栋回忆道。 但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 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研制成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随后，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 虽然孙家栋当时还是“年轻后辈”，却早已被视为很有发展潜力的专家苗子。挑起重担的孙家栋，不仅在工作中踏实勤奋，而且展现出一股勇于担责、敢作敢当的劲头。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当钱学森介绍孙家栋时，周恩来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1970年4月，当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和一些白天被“批斗”、晚上偷偷搞研究的同志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与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 1985年10月，当我国又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的李绪鄂向世界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个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那时，美国和法国垄断着国际宇航发射市场。然而1986年，世界航天界的4次大爆炸，使欧美诸国陷入低谷，却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发射外国卫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技术合作。为此，中国航天人除了要懂研制发射卫星，还要学会跟国际商业客户打交道。孙家栋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准备让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落到了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肩上。 当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双方对一些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并未达成最终协议。1个月后的第二轮会谈，地点从北京移到了华盛顿。 谈判刚一开始，美方主动进攻，气势逼人。孙家栋带领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坚决反驳对方的“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观点。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在拉锯中进行，一直持续到当年圣诞节前夕。
东方红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和副总设计师戚发轫在发射成功后合影 图源：中国科协 整个谈判过程斗智斗勇，孙家栋抓住对方的这种心理，制定了“拖延战术”，从上午谈到下午、下午谈到晚上，寸步不让。12月19日，无心恋战的美国人终于签署了协议。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家官网 、科技日报） 作者：刘建华 编辑：赵狄娜 审校：龚紫陌 视觉：龙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