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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超重和肥胖率快速增长，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问题。居民超重肥胖率及其所造成的健康和经济负担持续上升，肥胖防控已刻不容缓，体重管理亟待加强。”在3月24日举行的2024“健康中国 我们行动”启动仪式上，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如是说。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34.3%、16.4%，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超过50%，且肥胖率呈上升趋势。肥胖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不仅导致较高的过早死亡风险，还与多种慢性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相关。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可达65.3%，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可能为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 家庭膳食“两化”导致超重肥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经受超重肥胖的困扰？在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看来，导致超重肥胖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就是饮食不健康。“许多研究表明，超重肥胖与家庭饮食影响密切相关。”陈萌山说。 陈萌山认为，当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普遍存在“两化”问题——“家庭膳食年味化”和“家庭膳食外卖化”。 什么是“家庭膳食年味化”？陈萌山解释说，改革开放前，普通人家一个月难得吃上一次肉，而现在基本天天吃肉，甚至餐餐吃肉，每天都像“过大年”，这样的饮食习惯导致我国居民膳食脂肪供能比持续上升，农村地区也已首次突破30%的上限。 “家庭膳食年味化”还表现在大家对高油高糖、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低的食物摄入过多，家庭每日人均烹调用油和用盐量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值，而蔬菜、水果、豆类、坚果摄入不足。 “餐餐有肉”正是张彬妍家饭桌的“写照”。张彬妍家里三世同堂，小两口工作很忙，一日三餐都由家里老人操持，为了让孙子“吃得好”，老人顿顿都花费心思，鸡鸭鱼肉轮流招呼。孩子从小就是“小胖墩”，12岁时体重已70公斤。 “家庭膳食外卖化”也是导致超重肥胖的原因之一。“外卖为现代人节省了购买食材、烹饪食物的时间，既方便又实惠，但与此同时也让人们将营养健康的主动权交给了外卖餐饮企业。”陈萌山说。一项研究表明，与吃外卖相比，在家里做饭的人平均每天少摄入577卡路里的热量，少吃5克的脂肪和16克的糖。 谢久萍对此深有感触。这名上班族母亲非常注重儿子的饮食健康，尽量每餐都会考虑荤素搭配、种类多样，以便让儿子营养均衡，然而有时她也会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点外卖。“做饭确实很花费时间，之后还要洗碗、收拾厨房，有时候实在太累，只好点外卖了。”对于点外卖谢久萍心里很内疚，但儿子却格外开心，“小孩子都喜欢外卖的口味”。谢久萍估算，她现在每个月都要点2-4次外卖，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儿子健康，她自己可能会点更多。她向记者坦言，自己在成家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吃外卖，“那段时间的确比较胖”。但现在，她在点外卖时会尽量选择“健康”一点的，有膳食纤维、蛋白质，主食最好是杂粮，“但这样的外卖餐馆太少了。”谢久萍说。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三大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兰博士表示，尽管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了共识，但如何养成却面临着诸多障碍。 刘胜兰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参与了《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也是该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她介绍，该报告经过为期两年的调研，通过线上小程序和线下定期访谈，2023年共收集有效样本19055人，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域，调研数据显示，高达84.4%的受调查者有各种健康困扰，其中体重/体型管理（超重肥胖问题）居首位，占比42.2%。研究结果显示，受调查者的健康困扰与不良生活方式高度相关，如饮食无章、盐油糖摄入高、久坐、缺乏运动、熬夜、吸烟、饮酒等。健康意识薄弱、“难坚持”“拖延症”，成为阻碍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三大因素，分别占比32.6%、32.6% 和29.7%。调研还发现一个易被忽视的问题——当受调查者出现健康问题时，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因此，我们既需要有系统、科学的健康教育，也需要通过健康社群等社会支持体系，践行并培育健康生活方式。”刘胜兰说。 健康社群是基于社会支持和同伴支持理论而组建的一种社交群体模式。具有共同兴趣和诉求的人组成健康社群，通过互相分享信息、知识、观念和技能，以及群体正确行为的规范、实践成果的榜样引导，还有社群成员的相互尊重、认可、激励和监督，帮助逐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刘胜兰表示，调研结果显示，健康社群干预能够有效带动受调查者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经过健康社群干预后，受调查者的健康困扰显著缓解，58%的人自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23.3%的自评亚健康或不健康人群，转变为“健康”人群，22%的慢性病患者表示有所缓解；参与健康社群时间越长，频率越高，人群的全面健康状况改善越明显。 营养干预，从娃娃抓起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认为，除个人外，用人单位也必须要承担促进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责任，比如普及广播体操制度，每天上午和下午都留出15分钟时间，让员工从电脑前解放出来锻炼身体。 卢迈认为，自我健康管理需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态度与个体早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因此儿童早期发展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卢迈说，国外相关研究证明，人生早期经过营养干预的人，会更加自爱、自尊，以及重视自我健康管理，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他建议对农村儿童开展营养干预，让这些孩子也能够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和积极的心态。 “塑身先塑心。”陈萌山说。他主张加强全民“食育教育”，优化全民饮食习惯。家庭和学校是开展全面“食育教育”的重点和基础，他提出要完善食育教材，重视食育人才培养，推进食育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与食物营养相关的科研教学机构要开展面向社会的科普工作，建设必要的平台，让消费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观念；企业要树立精准营养的新理念，不断满足国民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营养健康的需求；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形成营养导向型消费环境，对高脂肪、高糖、高盐等食品在消费税上进行引导，针对蔬菜、水果、奶类、全谷物等健康食品，向重点人群发放消费补贴。 在王培安看来，体重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加强科学普及和宣传倡导，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家庭建设，引导广大群众主动调整饮食，加强运动和锻炼。在全社会不断掀起、普及体重管理与健康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热潮。“如倡导在朋友圈分享营养餐、每日膳食记录，开展健康路跑、运动打卡、健步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将健康理念转为健康行为，用行动促进健康。”王培安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03月30日 03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