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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财经3月8日讯 癌症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对男性而言，前列腺癌是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自2008年起，前列腺癌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男性泌尿系统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癌症负担报告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数13.42万人，前列腺癌死亡病例数4.75万人，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持续升高。 由于前列腺癌存在隐匿性、潜伏性，早期患者几乎没有任何症状，不少患者经常是由于其他原因，如出现肿瘤转移症状入院检查，发现前列腺癌，然而此时往往已是中晚期，错失了手术机会。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前列腺癌新发病例确诊时仅30%为临床局限型患者，其余均为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的患者，这些患者无法接受局部的根治性治疗，预后较差。 如果前列腺癌可以在早期发现，经根治性治疗后5年生存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而到中晚期才接受治疗，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30%。那么，如何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前列腺癌早筛工作？筛查手段主要包含哪些？高危人群又该如何筛查？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在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泌尿外科学系副主任徐涛教授表示，早筛早治是三级预防中的重要一环，不同肿瘤有各自不同的筛查手段。但无论是从肿瘤特性还是可及性方面看，前列腺癌都都能从早筛早治中获得最大的受益，也是最适合开展早筛的肿瘤之一。 “首先，前列腺癌一旦得到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后，患者5年生存率基本上达到100%；另一方面，前列腺癌从发生癌变开始到出现临床表现有长达8-10年的时间，这为筛查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长且可操作的时间窗口。”徐涛表示。 但是，目前我国公众对于前列腺癌这一疾病普遍存在认知度低、重视度低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包括医学专业人士其实对前列腺癌的重视度并不够。因为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前列腺癌在中国都不是一个常见和重点关注的瘤种，并不在大家的视野之内，所以从政府、医务工作者到群众，对它并不重视，因此也并不重视。”徐涛进一步说道。 注重早期筛查 在西方国家，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男性肿瘤，发病率排第一位，死亡率排第二位。因此，前列腺癌在男性恶性肿瘤中极受关注。但是在中国情况不同，纵观过去近半个世纪，前列腺癌的患病率在中国有急剧的变化过程，30年前前列腺癌在中国还较为罕见，20年前还属于少见病，现在已经成为常见肿瘤。 近20多年时间里，前列腺癌在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升高速度位居第一位。换言之，前列腺癌已经从被大家忽视的肿瘤慢慢成为需要被关注的热点肿瘤。但就是因为它以这么快的速度进入大众视野，导致很多临床医生以及广大群众对它并不了解，也并不熟悉。 徐涛举例称，50岁以上男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达到50%，是老年男性最常见的临床疾病之一。一些和肿瘤共存的排尿症状，无论患者还是医生很容易把所有表现归为良性前列腺增生，而忽视了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其实高发于相同的这个人群。因此，前列腺癌的很多症状都掩盖在前列腺增生之下，如果医生没有意识到前列腺癌风险的存在，这些患者可能就不会得到正确的诊断。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新诊断的前列腺癌中晚期比例约占2/3；而美国则不足1/3，绝大多数是在早期就能发现(占74%)。早期发现前列腺癌会提高患者的治愈率，目前我国前列腺癌5年生存率仅66.4%，而美国已经接近100%，因此我国的前列腺癌筛查的紧迫性显而易见。 根据公开信息，目前前列腺癌筛查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直肠指检。二是PSA筛查。相对来说，直肠指检痛苦程度和羞耻感较强，公众往往加以避讳同时指检也较难发现早期肿瘤。而PSA筛查只需抽血检查，更加方便，痛苦感更小，患者依从性强。PSA筛查是首选的前列腺癌推荐筛查手段，对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有重大意义。 “即使在所有瘤种中，PSA也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筛查指标。PSA筛查能查出绝大多数早期前列腺癌，其费用只有几十块钱，在很多社区医院都能检测。而且对患者的检测并没有特殊要求，甚至可以吃完饭溜达着去做。”徐涛直言，前列腺癌筛查可以很好地提高前列腺癌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我们建议前列腺癌高危人群要尽早开展血清PSA检测，比如超过50岁的中老年男性，应该每年去监测PAS水平；如果直系亲属里有前列腺癌患者，就应该把筛查的起始时间提前至45岁；如果家族中有前列腺癌相关的高危基因突变，比如现在熟知的BRCA2突变，就应该提早到40岁。”徐涛强调。 对前列腺癌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治疗，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还可以降低个人与社会经济负担，减少劳动力损失；合理的周期性重复筛查还可以提高卫生经济学效益。因此，高危人群定期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政府主动筛查模式 在癌症筛查层面，地域性差异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得到关注。 在徐涛看来，我国北上广地区前列腺癌筛查诊断治疗的效果与欧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整体数据主要差在农村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 换言之，很可能是公众对肿瘤的认知度、了解度、关注度发生了两极分化，从而带来上述差异。也有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前列腺癌新诊患者中，农村地区约80%-90%为晚期前列腺癌，城市地区约60%是早期前列腺癌，同样是城乡差距明显。 “我国从政府层面针对两癌筛查制定了特别好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徐涛认为，针对前列腺癌，也应该从政府层面像两癌筛查那样得到重视，并参照其模式，让所有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群众，不是仅靠自己的认知去主动求证。而是从政府层面主动筛查，让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能获得诊断，获得治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其实，有不少先进案例表明，将PSA筛查纳入国家公卫体系，可极大提高高危人群筛查参与度，提升前列腺癌整体生存率。比如，美国曾广泛进行PSA筛查，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前列腺癌的检出率，研究显示，与1950-1970年不进行PSA筛查时期相比较，前列腺癌死亡率降低了37%，PSA筛查是美国前列腺癌死亡率的大幅降低的原因之一。 “应推广前列腺癌筛查的早诊早治策略，让PSA筛查走进社区。可以将PSA筛查纳入老年粘性居民体检项目，每年一次或每2年一次检查，以有效提高前列腺癌整体诊疗水平。”徐涛建议，国家对包括前列腺癌在内的每个肿瘤都应该有相应的健康管理，首先对每个肿瘤的早筛早治有指导原则，其次还应该有专业的指导意见。 此外，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很难撇开基因检测的前提实施规范治疗。当然这个技术对于不同的瘤种的应用现状各异。对前列腺癌来讲，基因检测的价值同样应客观评价。“例如，PARP抑制剂近两年应用于前列腺癌，能够改善有特定基因突变患者的预后，对这类患者的确定就是有赖于基因检测的结果。期待新的技术不断在临床上进行转化，给前列腺癌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徐涛说道。 |
